郝诗楠 张佳威：论政治转型的“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 ——对埃及与乌克兰的案例比较研究

郝诗楠 张佳威：论政治转型的“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 ——对埃及与乌克兰的案例比较研究

　　政治转型是政治学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话题，郝诗楠与张佳威的这篇文章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对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补充和创新。文章中指出，政治转型的传统研究范式可以分为“结构路径”“行动者路径”和“折衷路径”，这三种范式在对我们进行启发的同时也有其不足之处。作者提出的“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的分类方法则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上了对于政治结构与政治行动者关系的考察。最后作者通过对于埃及和乌克兰转型历史的比较分析证明了“自主模式”和“约束模式”在转型研究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 夏禹

　　政治转型是比较政治学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按照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标准，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政治转型浪潮肇始于1974 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然而，一些国家虽然在这股浪潮的影响下建构了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却频频陷入困境。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就认为许多第三波国家陷入了国家能力偏弱与政治持续不稳定的困境。另外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斯蒂夫·莱维斯基（Steven Levitsky）也认为，处于“灰色区域”的国家建立的仅是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本文所涉及到的埃及和乌克兰两国政治转型经验即反映了上述的发展困境。

　　自2010年底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浪潮席卷了整个西亚和北非地区，其中埃及的政局变化最为激烈。然而西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并未在该国成功建立，反是依靠军人集团的强制方才稳定了政治秩序。转至乌克兰，从其独立之初开始，美、欧、俄便展开了地缘、意识形态以及经济霸权等多重政治博弈，至今危机的阴云仍未完全散去。将两者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政治转型这一重大的政治变迁在埃及由政治行动者所主导，而在乌克兰却以地缘政治结构为核心因素，对此进行的案例分析具备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其一，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政治转型中所要探究的重要内容，只有将这一对关系加以明晰才能诠释不同国家转型之路的差异。其二，简单罗列政治转型中的若干因素本质上是机械主义的体现，对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通过对结构与行动者关系模式的划分，不仅有利于我们对转型过程进行深入的分析，透彻地了解其中的因果机制，而且能够对一般的经验加以模式化的总结，为各国之间的比较提供可以依据的理论支撑。

　　一、政治转型中的结构与行动者：文献探讨

　　在分析和解释政治转型的动因及巩固的前景等方面，现有国内外研究大致可划分为“结构路径”、“行动者路径”和“折衷路径”。

　　“结构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重点关注政治转型的结构性基础条件，大致包括转型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公民文化、政治制度和外部环境。首先，经济结构论者认为经济发展的程度是政治转型的关键。此方面最为著名的论点出自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他认为国家越富裕支持民主的机会就越多。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对该论点进行了批判式补充，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并非线性。其次，以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为代表的社会结构论者认为民主政治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社会因素——即资产阶级的出现。再次，文化结构论者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和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关注政治文化尤其是“公民文化”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制度视为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如斯考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和维基·兰德尔（Vicky Randall）重视政体设计和政党制度的重要性。最后，外部环境结构的影响也是这一路径的重要分支。此一路径的学者一般认为国家间政治权力的分配状态和国际经济中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状态是两种对国内政治体制特征产生强力塑造作用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结构路径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转型研究的主流范式。

　　与结构路径相对的是“行动者路径（agent-centered approach）”。沿此一路径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再关注所谓的民主前提，而是强调政治行为者的领导技能、态度、策略选择与互动等偶然性因素在政治转型中的作用。遵循该路径的学者大多是过程论者，其中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指出，政治转型应包括四个关键步骤，行动者选择在每一步骤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关注转型过程中精英的角色。而特里·卡尔（Terry Lynn Karl）不仅重视精英的作用，同时关注到社会大众与精英互动的重要性。当然，这一路径的学者同样注意到了外部行动者的作用，比如杰弗里·普莱登（Geoffrey Pridham）。

　　折衷路径试图对上述两条路径进行调和。例如亨廷顿就认为民主发展需要“先决因素（Precondition）”和“制度设计（Crafting）”两大类条件。先决因素包括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社会差异、宗教文化、历史传统等演化缓慢的条件；而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央地关系、政权组织形式等条件均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在短期内改变。林茨则将场域、行动者和情境作为影响民主巩固的因素，场域和情境实质上就是结构因素。而夏尔将政治转型区分为启动和贯彻两个环节，并认为结构和行动者在这两个环节各有偏重。显然，在折衷路径的学者看来，政治转型首先需要社会结构变迁创造可供行动者选择的政治机会，行动者的政治学习可以突破政治转型的路径依赖困境，而转型的制度选择影响未来行动者的行为激励，决定民主巩固的实现。

　　上述三条路径的启发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结构路径很少关心政治转型的“过程”。因此，对于已经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这一路径可以对此做出“经典”的解释，但对于面临转型困境的国家（即“反例”或“异常案例”）就很难给出前瞻式分析。其次，行动者路径往往忽略了行为者的自主性和能力的边界，偏向了主观决定论。最后，折衷路径的学者对上述两条路径的修缮也不甚理想，它并没有将“功能论”和“过程论”加以结合，反而造成“结构”与“行动者”的分裂，如亨廷顿的研究并没有清楚阐述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仅是强调各自的重要性。而林茨试图通过“情境”的概念加以调和，但又造成了概念边界模糊的问题。因此该路径也难以通过对个案加以模式上的区分进而实现真正的比较研究。

　　二、分析政治转型的新框架：“约束模式”和“自主模式”

　　基于对文献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在政治转型中，结构与行动者的互动应该是一种主客观因素相互融合的表现。因此，本文提出了“约束模式（restrained model）”和“自主模式（autonomous model）”两种类型，用以明晰结构和行动者因素在政治转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进而对两者互动的过程加以清晰展示。

　　所谓“约束模式”，是指一种“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性力量影响和限制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的状况。其中，结构对行动者的具体影响又可分为“塑造作用”和“制约作用”两类。在第一类情境中，行动者本身就是由结构“塑造”而成，因此几乎没有自主性可言。尤其是当受到内、外双重结构叠加限制时，行动者几近会沦为结构的“囚徒”。而制约情境下的行动者在政治转型的初始阶段拥有一定的自主选择能力，但是行动者并没有利用“机会”去突破结构束缚，反而因其不当行为激起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结构因素的控制力。在约束模式中，虽然两类情境中行动者行为的边界有所区别，但结构因素均在政治转型过程中扮演核心力量，而行动者在其中受到或强或弱的塑造或制约，难以突破结构的控制。

　　而“自主模式”则相反，该模式强调行动者能够发挥自主性，不仅在解决转型矛盾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选择正确的变革方向，而且在面对外部结构压力时，也可以做出积极的应对。因此在诠释政治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时，行动者的选择是分析的关键。同样，在自主模式中也存在“削弱作用”和“改造作用”两个不同的情境。首先，行动者在削弱作用之中的初始状态与“约束模式”中的制约作用情境有类似之处，但是该情境中的行动者能够充分利用改革时机，推动政治发展进程。而且，在与结构的互动中，行动者与结构的着力方向相反，积极尝试削弱结构因素对转型过程的阻碍。另一方面，在改造作用的情境中，行动者不仅采取削弱结构因素影响的措施，而且还能够尝试对转型中部分结构因素进行“改造”。总之，“自主模式”中的行动者是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能在关键事件中的选择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图1：政治转型分类

　　三、案例（I）：自主模式与埃及的政治转型

　　从2005年2月穆罕默德·穆巴拉克（Muhammed Hosni Mubarak）开启“宪政改革”到2014年6月军人重夺政权，埃及经历了“强人独裁——民主政府——军人回归”的政治轮回。埃及的政治转型由行动者因素所主导，在此过程中行动者对结构因素的削弱和改造作用尤为明显，因而归为“自主模式”。

　　（一）政治转型中的结构与行动者因素

　　影响埃及政治发展最突出的结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中的教俗关系是影响埃及政治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在现实的埃及国家宗教政治的框架内，一共有四种力量必须明确：以爱资哈尔系统为代表的“支持政府派”，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温和反对派”，以“伊斯兰社团”、“圣战”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激进反对派”，此外还包括占据埃及大约10%人口的科普特人等信奉的基督教派。其次，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困境也是一大结构性因素。自纳赛尔时代以来，埃及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工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在经济体系中占比偏低，吸收就业人口严重依赖农业、旅游业和劳务输出等传统渠道。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埃及不仅由于外债严重而被世界银行划入“重债穷国”，而且传统吸纳就业的渠道阻滞。在“1.25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占埃及总人口65%的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0%。另外，埃及“两头重中间轻”的社会结构不利于政治稳定，中间阶层的迅速减少致使社会陷入整体失衡的危机之中。

　　（二）关键事件：穆巴拉克改革和伊斯兰政治集团崛起

  1. 削弱作用：穆巴拉克改革

　　埃及的政治转型肇始于穆巴拉克改革。这其中，穆巴拉克-军人集团和外部行动者的作用最具影响，主导着整个过程的方向。首先从改革起因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干预是重要推动力量。美当局一直将埃及的民主化进程视为其“大中东计划”的关键环节。2005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就职演讲中直接“批评”埃及的国内政治形势，而数天后埃当局就宣布启动政治改革。第二，就整个改革过程来看，穆巴拉克-军人集团是绝对的核心力量。穆氏改革的内容主要围绕政治制度设计展开，比如修宪对于多党竞争的开放不仅满足了外部行动者的需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政治危机，例如当时最大的政治反对力量华夫脱党就公开做出支持穆氏的决定。第三，从改革的效果来看，穆巴拉克-军人集团的目标基本达到。一方面，穆巴拉克在随后的总统选举中得以连任，而执政党也继续控制议会绝对多数，使得该集团能够继续掌控大权；另一方面，政府反对派的参政需求也得以满足，尤其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集团恢复了合法地位，教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综合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行动者因素是穆巴拉克改革中的基础性力量。而诸如教俗关系等结构因素在其中的影响被行动者的“积极”行为所弱化，因此该案例反映了自主模式中行动者对结构因素削弱作用的情境。

  2. 改造作用：伊斯兰政治集团崛起

　　2011年1月25日，埃及全国发生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穆氏政权顷刻瓦解。但其后所谓的“民主时间”并没有到来，反而造成了社会动荡。回顾“1·25革命”后埃及的政治转型历程，以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政治集团积极参与重建，并试图改变原有的政治结构。因此，伊斯兰政治集团在这一时期的崛起属于行动者对结构改造作用的情境。

　　后穆时代，埃及政治结构中最大的变量是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政治集团的崛起。首先，新的制度建构赋予伊斯兰政治集团以合法性。在“1·25 革命”之前，该集团一切公开场合的活动均被视为非法，而根据埃及2011年的宪法修正案，伊斯兰政治集团获得了成立政党、自主参与政治的权力。政治合法化刺激了该集团的发展。其次，教俗政治力量的强弱发生转折性变化。由于过去长时间的非法状态，致使伊斯兰政治集团在埃及日常政治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在“1.25革命”后首次议会选举中，两个伊斯兰政治派别就控制了近70%的席位，而在其后的总统大选中，穆尔西的当选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政治集团的胜利果实。因此在埃及政治的重建阶段，伊斯兰政治集团成功地对原有的结构进行了改造。

　　总体来看，埃及的经验大致包含三个重要节点。第一，“穆氏改革”开启埃及的政治转型。改革的开启是由外部行动者推动，而穆巴拉克—军人集团顺势而为，赢得国内外的双重支持，巩固了该集团的统治。因此从转型的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自主”色彩。第二，伊斯兰政治集团登场将政治转型推向高潮。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不仅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革命后积极推动埃及的政治重建。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的行动者因素实质上是对原有政治结构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最后，2013年7月军人重新夺权标志着埃及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由穆兄会主导的新政府不仅没有完成社会整合，反而激化了许多新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军人的重新夺权在结束政治乱局的同时也宣告由伊斯兰政治集团所推动的政治变革的失败。在军人集团主导的新一轮改革中，行动者依旧占据着核心地位。反观结构因素，一方面经济结构对行动者的行为的制约能力有限，在转型过程中的影响并不突出。另一方面，教俗矛盾对转型确实存在较大影响力，但这种矛盾在两次政治变革中均出现被控制的迹象。

　　四、案例（II）：约束模式与乌克兰的政治转型

　　由于乌克兰在1996年民主制宪后已经完成了两届政府平稳交接，因此有学者便依据“二次轮替测试”（two turn-over test）认为其已经完成政治转型。时至今日，乌克兰却因政治动荡几乎被划入失败国家的行列。可以说，知识界对于乌克兰政治发展的认识在这20 年间有着颠覆性的变化。这是由于乌克兰在政治转型期行动者的行为受到结构因素严重的塑造与制约。它显然与埃及的政治转型模式不同，属于典型的“约束模式”。

　　（一）政治转型中的结构与行动者因素

　　乌克兰政治转型中的结构因素大致包括历史文化、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地缘空间。第一，历史文化因素是指乌克兰历史上的分裂状态所造成的国家和民族认同问题。独立后，随着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化，过去许多平行发展的包括民族、宗教和语言在内的历史文化因素开始交织并发生冲突，致使乌克兰国内存在着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俄语与乌语、俄罗斯东正教和乌克兰东正教的对立。加之与分裂主义思潮融合，极大阻滞了政治整合。如今的乌克兰，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议会选举，争论和冲突大多集中在民族、文化、历史和语言问题，这使得选民对于候选人的偏好并非其政治能力的强弱而更多的依赖于历史文化认同。第二，经济的结构性缺陷为域外大国对其内政进行干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空间”。以能源结构为例，天然气占到乌克兰能源消费的“半壁江山”，但其中的90%却需要依赖进口。据统计，乌克兰由于天然气价格上升而引发的经济波动，使其一度成为世界上通货膨胀率第三高的国家。第三，乌克兰建国初期非制度化的政治取向对其转型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独立初期，由于对1976年宪法的沿用，其选举、议会、政党、内阁等大量基本制度缺失，政治运转长期处于非制度化的状态。第四，受特殊的地缘空间影响，乌克兰不得不在以俄罗斯和美国、欧盟之间的大国关系的夹缝中生存，以致有学者将从乌克兰“哈尔科夫-顿巴斯-克里米亚黑海沿岸”描述为俄罗斯与西方在欧洲“新冷战”的地理分界线和“文明断裂线”。

　　（二）关键事件：橙色革命与2013 年乌克兰危机

　　1.塑造作用：橙色革命

　　2004年发生的“橙色革命”被西方学者称作是乌克兰民主巩固的关键一役，但同时也是其政治转型完全置于结构约束之中的滥觞，其一方面主要表现为乌内政问题逐渐外部化——大国关系恶化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限制其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历史文化因素在乌转型中的影响凸显，致使地区分裂加剧，国家整合困难，进而使得行动者的自主性逐步丧失。

　　橙色革命中结构因素对行动者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行动者自身就是结构形塑之产物。乌克兰政治势力的分野是一种基于地区和对外部势力的态度分界线相重合的分裂（segment）。橙色阵营主要受欧美支持，代表中、西部选民利益；而蓝色阵营与俄罗斯关系紧密，由东、南部选民支持。其次，行动者的对立是外部结构性矛盾爆发的现实反映。橙色革命之时正值北约第二轮东扩的关键阶段，也是俄罗斯国力复苏的重要时期，并且双方都将乌视为其重要的战略支点。美国和欧盟分别立足于军事权力和经济、价值观等力量，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空间。因此，地缘政治形势成为乌国内两大阵营对抗的重要支撑力量。最后，革命的结果反映出外部结构力量的强弱。以2004年的总统选举为例，橙营的胜利实质上是北约和欧盟对俄罗斯暂时压制的一种反映。当时的俄罗斯寻求与欧盟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因此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也影响到蓝营的实力。

　　总之，橙色革命之中的两大阵营是乌克兰内外部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阵营之间的对抗也是当时大国对抗所引发的地区关系紧张局面的一种真实反映。而行动者因素似乎只能“惟结构是从”，反映了约束模式中结构对行动者的塑造作用。

　　2.制约作用：2013年乌克兰危机

　　“橙色革命”后，乌克兰内部行动者本有机会进行全面的国家整合，但橙蓝阵营都无法超越地区之间的分裂，反而激起了深层次的结构矛盾，在强化结构控制力的同时进一步削弱了行动者的自主能力。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实质上就是这种行动者激化结构矛盾的后果，以下从危机聚集、触发和深化等三个阶段去考察两类因素的关系。

　　首先，在危机聚集阶段，乌政治精英的偏激行为致使历史认同差异逐渐演化成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增加了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橙色革命之后尤先科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乌克兰的“去俄罗斯化”，一系列举措破坏了乌国家建构的根基，使得与俄有天然联系的东部地区离心倾向加剧，以克里米亚为代表的俄族聚居区甚至掀起了独立热潮。其次，在危机触发阶段，外部结构因素干预频繁，制约乌政治独立运作。前文已述，蓝营实际是俄罗斯在乌国内的利益代言人。2010年7月，由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主导的乌议会通过了一份名为“乌克兰国内与外交政策基础”的法律文件，该文件明确表示乌将不寻求加入北约。这使得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独立以来第一位明确做此表示的总统，其“弃欧亲俄”的做法却触及到了欧美大国的战略底线，直接促使危机的爆发。最后，在危机深化阶段，内外部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致乌政治整体性失败。在这一阶段，乌克兰地区对立的状况与外部大国政治对抗形势相契合，致使当局政策失效，国家陷入分裂和持续的动荡之中。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结构因素通过对行动者的限制和塑造在整个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内部行动者的角度出发，其行为深受结构因素的塑造。前文已有所提及，由于制度限制，乌克兰的政治运转往往依靠寡头集团，而无论是哪个集团把控政权，均无法克服历史文化因素和所代表地区利益的影响，不能对乌政治进行全面而有效的整合。第二，外部行动者的干预行为是外部结构因素矛盾激化的真实反映。冷战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结束，并未能以国际条约签署的形式予以确认，给这一地区的安全埋下隐患。随着俄罗斯国力的恢复和欧盟与北约事实上的一体化等多重因素作用，该地区出现大国对立的格局。外部行动者正是在这一结构性前提下活动，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第三，乌克兰政治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其行动者始终无法对地区分裂进行有效整合，而这一问题的产生本身与行动者受结构因素塑造和限制作用密切相关。因此，在乌克兰政治转型中，行动者活动的空间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内部行动者，事实上受到内、外部双重结构因素的双重控制。

　　本文原载于《国际观察》2018年第5期。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为方便阅读，略去全部注释，并有删节和调整。

　　编辑：夏禹